最近两天，耳闻目睹的，几乎都是“高考减招”的事儿——朋友圈里，痛批教育部门、呼吁教育公平的声音，持续地在怒吼、在咆哮；微信群里，更是横幅标语和游行视频在横飞，大有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架势。
我不想拿“程序正义”说事，是的，在高考减招这件事上，决策流程和信息公开都存在明显的瑕疵。但是，身在中国，又有多少事讲究程序正义呢，所以，从程序正义上讨论高考减招，显得有些虚空了、飘渺了。何况，从一省之角度讨论程序正义，也不符合国情政体，中国毕竟不是美国式的联邦政体。
我想指出的是，包括高考减招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为什么最受伤的总是中产阶级呢？
要知道，在高考减招这件事中，情绪最激动，抗议最激烈的，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权贵阶层，早已经看不上中国教育，人家王思聪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都是在国外念书，那时王健林还称不是顶级富豪呢；再说现在，又有多少厅级以上、甚至处级官员的孩子，还在国内读大学呢，有是有，但比例很少，估级正处级以上官员的孩子，至少80%以上在国外读书。
而中低收入家庭的父母，考虑更多的，可能不是读什么985、211，而是学个什么好手艺、或者念个什么职业学校。不是穷人家的孩子，不上进、不好学、不聪明，而是教改市场化之后的教育现状，优质的教育资源已经基本与穷人无缘——9年制义务教育，表面上是免费了，但实际上，穷人家的孩子，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只能念差学校，择校生表面上只占20%左右，但实际上学区房等隐性高昂成本，早使得穷人家的孩子基本与统招生无缘。
读不到好的小学，就很难读到好的中学，读不到好的中学，也基本与一本大学无缘。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每个成年人都能感受到的，高考减招对中产阶层的孩子伤害最大。其实，再从江苏高考减招支援中西部省份看，江苏我们也可以视为“中产省份”，不让北京、上海“权贵省市”高考减招，却让江苏高考减招，“中产省份”似乎也同样容易遭受诅咒。
谈了高考减招，再谈点别的，我们同样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政策调整，最受伤害的依然是中产阶级。
说说税收改革吧，最与个体家庭相关未来有可能新增的，应该是房产税和遗产税，房产税在前几年重庆和上海试点后，去年已经完全立法初稿，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上半年应该会正式出台。许多人不明白，怎么房产税的正式实施，最受伤害的也是中产阶段呢？
道理很简单，房屋资产在中产阶级的总资产中占比较大。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线城市，拥有1000—2000万财产的家庭，可以称得上中产阶级，这其中房产价值可能占到总资产的30%—60%，你说，征收房产税对他们影响大不大？二线城市拥有500—800万财产、三线四线城市拥有200—300万财产的家庭，在当地也称得上中产阶级，但同样他们的房产价值也占到他们总资产的30%—60%，征收房产税对他们的影响同样很大。
但是，征收房产税对真正的权贵家庭影响却不大，资产1个亿的家庭，住房价值占比可能仅有10%（1000万），资产10个亿的家族，住房价值占比更可能仅有2%—5%（2000万—5000万），当然，富豪在海外买房投资、或者官员在海外买房洗钱的除外。而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讨论房产税则没有多大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征求遗产税，在现实生活中，要远远比房产税更公平，权贵家庭对遗产税的担心，远远甚于房产税。但是，遗产税讨论了10多年，至今没啥进展，房产税仅稍做试点就将全面推开。
再说说人民币汇率，前些年人民币是“外升内贬”（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最近一年是“外小贬内大贬”（对外小幅贬值、对内大幅贬值），这同样让中产阶级成为最受伤害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说？在人民币对内贬值幅度大于对外贬值幅度时，富有阶层有条件、也有渠道进行资产的全球化配置，政府也鼓励他们进行海外投资，富有阶层可以通过企业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冲人民币贬值风险、甚至可以反向套利、政策套利，而中产阶级的海外资产配置呢，却一直有个5万美元的年度购汇限制，去年人民币暴跌时，甚至刻意给你来个不确定的预约排队，中产阶级的财富，只能烂在国内人民币贬值的这一口锅里。
在急速转型之当下，为了和谐，为了稳定，给弱势群体更多关爱，给低收入群体更多保障，适当的挤压中产阶级利益，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总是拿中产阶级开刀，而让权贵阶层置之事外。毕竟，一个良性的、向上的、流动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而绝不是权贵阶层利益不可触碰的金字塔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