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锻造工匠精神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以下任务：一是为企业家创造宽松的空间和法律框架条件；二是建立符合国家生产体系的教育系统；三是发扬“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的文化传统，使生产高品质产品成为社会习惯。
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新常态下，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等内涵的推动作用。在微观层面上，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放弃以前那种短平快获利或单纯依靠成本优势的经营模式，将重点转移到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上来，增品种、提品质、创名牌。
而要实现这一转变，不仅需要制度创新，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发扬“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道德习俗，同时还需要培育企业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理念，即工匠精神。
德国制造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制造的支柱是占德国经济99.6%的中小企业，它们往往是家族传承的(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2%，其中纯家族企业占56%)，其中不乏百年老店。这些企业产品的特色为专、精、尖、特，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突破创新。即便企业做大、享誉全球后，作为企业文化精髓的工匠精神仍然能够长期坚持。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德国“工匠精神”与“德国制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谈谈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的社会生产体系与德国工匠精神
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德国的工匠精神实际上与德国的社会生产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的社会生产体系在威廉帝国时期奠基，其核心是19世纪晚期在机械制造、电子技术工业和化工业领域形成的多样化优质生产。也就是说，在企业竞争战略上，德国企业往往不是选择成本领先，而是选择产品分层化，专注于小众市场(nichemarket)，在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中的某一个细分领域深度耕耘。这些机械工程领域的小众市场的壁垒通常是比较高的，进入这些小众市场需要比较复杂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另外，小众市场的顾客一般比较挑剔，对于产品质量要求高。威廉帝国继承了普鲁士重视科学与教育的传统，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引入了正规的工程师文凭以及双元制职业教育。因此，多样化优质生产恰恰是德国的比较优势，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的系统培养模式大大优于当时的制造业霸主英国的在岗培训方式，这使得德国制造业如虎添翼，在20世纪初全面超过其老师英国，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霸主。
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
为企业发展提供适合的制度与法律框架
德国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核心是促进和保障个人首创性与自主性。分散决策、契约自由与承担责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德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家集中管理经济的实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与纳粹统治时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战后德国通过制定《反对限制竞争法》维护竞争秩序，消除经济权力对个体创造性的损害。同时，政府还通过《公司法》《企业基本法》与《企业雇员共同决策法》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为发挥企业家精神与团队合作奠定了基础。德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往往植根于地方土壤，是地方经济的稳定器，而德国区域性储蓄银行与合作银行制度为这些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德国的普通教育是免费的，从而成为国家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一元是政府出资的职业学校，另一元即实训部分则由企业承担，政府与企业为此达成相关协议。职业资格考试分两级：技工与师傅。德国人崇尚创业，但就手工业和一些服务行业而言，没有师傅证书则没有独立开业的权利。目前，德国可以系统地培养350种技工职业。
此外，德国还有社会自律组织与行业自律的传统。大家知道，标准与规范对产品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德国工业标准DIN历史悠久，被许多国家认可与采用，而德国的制造业标准与规范的主要制定者德国标准化协会(DIN)是一个经济界自发建立的组织。德国工商会和其他行业协会也在技术扩散以及职业培训与考核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工匠精神背后的文化传统
毋庸置疑，德国产品的高质量深深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之中。一说起德国人，人们就会想到严谨和理性，其实德国人在从事其职业时也能够激情四射。早在中世纪，德国就有了“工匠”的职业，指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者，被称为“师傅”(Master)。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这些手工业者视自己的职业为上帝授予的天职，做好自己的营生不仅是为了赚钱，还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在这种强烈责任的感召下，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高度关注，终生奉献，追求完美。今天，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德国职业培训的主体已经由手工业者转变为技术工人，比如机动车技工、电气技工等，而这种精神品质则通过社会化和教育传承下来。创造不断增加客户满意度的产品需要知识的积累，而“干中学”是知识增长的重要源泉，工匠的技艺往往凭长期的实践获得。德国成功的制造业企业都拥有一批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诀窍的熟练技工，他们往往在该企业工作多年，与老板和工程技术人员配合默契，不仅能够最好地实现他们的想法并且还会带来惊喜。这就是德国制造经久不衰的秘诀。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在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通过保持、选择和变异不断演进，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正式的制度(法律、组织章程等)与非正式的制度(行为规范、道德、习俗)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民族独特的规则体系，对稳定人们的行为预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还影响民族心理，决定人们的情感定势。葛树荣、陈俊飞认为，在德国制造的四个基本特征(耐用、可靠、安全、精密)的背后是德国的制造文化，它包括专注精神、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和厚实精神六个关键因素，而这些文化要素又与德意志民族的整体精神文化紧密相连。由于作为群体选择的文化演进与生物进化一样存在着基因复制(遗传)，因此，德国制造业的工匠精神将继续存在下去，即便到了工业4.0时代也不会消失。
德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论述表明，德国模式是全方位的，而在工匠精神上体现出的民族心理与价值观对德国制造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扬工匠精神，德国是我们的榜样。
我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起步较晚，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主要靠对发达国家成熟产品的模仿以及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以低价取胜，不仅能够为本国市场提供充足的、门类齐全的商品，而且成了“世界工厂”。
但是，目前这些优势在逐渐丧失，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首先要发扬的是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要锐意进取，不惧风险，勇于创新。为此，需要有开放的市场、激励创新的产权和企业治理制度。但是，企业家好的想法需要通过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人来实现，这就需要建立符合人才需求的教育体系、质量标准体系。最后还需要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要在全社会恢复和挖掘中华民族踏实肯干的道德品质以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敬业精神。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单有“学而优则仕”，还有“行行出状元”的老话，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鄙视身怀绝技的工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掀起过学技术、促生产的热潮，敬业、专注以及刻苦钻研受到提倡和赞誉，出现过勇于革新、发明了“倪志福钻头”的技术工人倪志福，以及经过几十年的经验摸索、能够在卖糖果中准确用手估计斤两的王府井百货售货员张炳贵这样的典型。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就是要扭转社会上存在的浮躁风气，适应我国经济由以量向以质取胜转型的要求，让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在锻造工匠精神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以下任务：一是为企业家创造宽松的空间和法律框架条件；二是建立符合国家生产体系的教育系统；三是发扬自身的文化传统，使生产高品质产品成为社会习惯
